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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网】行走在高山峡谷里的“追梦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

文章来源:云南网  |  发布时间:2020-07-10  |  作者:何家票,吕六花  |  浏览次数:  |  【打印】 【关闭

 

  在云南人的朋友圈常常流传“吃菌会看见小矮人跳舞”“三个小矮人喊你打麻将”“每个云南人都有一个吃菌中毒的朋友”等段子。

  吃菌有风险,吃时要谨慎。

  尽管如此,每当菌子上市,云南人就开启了“约菌”模式,一听到吃菌,大家都双眼放光。

  菌子好吃,但价格也不便宜。

  “科研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看到建档立卡户群众通过种植羊肚菌走上致富之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显得非常开心。

 

杨祝良工作照 云南省总工会供图

  让科研成为致富法宝 

  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的群山中,杨祝良带领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野外考察队正在进行真菌考察,出发前携带的蔬菜已经吃完了。

  这时,考察队有成员说:“杨教授,你专门研究菌类,今天我们就地取材,让大伙吃上一顿菌子。”杨祝良笑了笑,没搭话。

  没想到这个提议提出来后,引发了考察队成员的热烈响应,看到大家伙的兴致高涨,杨祝良不忍拒绝。

  他说:“我带你们捡菌子去,但你们一定要听招呼,所有捡到的菌子都要经过我检查,不小心吃到毒菌就糟糕了。”

  在他的指导下,大家都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野外考察是一件极其耗费体力的事情,有时还常常与危险相伴。

  有一次,他们同样到野外考察,前一天从桥上经过,第二天回来,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不得不绕行了很远的山路。

  还有一次,因为考察地海拔较高,半夜里,杨祝良突然出现高原反应,他赶紧起身找出随身携带的药吞服后才有所好转。

 

杨祝良工作照 云南省总工会供图

  走进真菌标本库,杨祝良打开一个存放标本的抽屉说道“这是一份鹅膏标本”。

  在装着标本的袋子,记者注意到上面标注着69740号,来自丽江玉龙雪山,海拔2974米处。

  在采集标本的同时,杨祝良还加大科研服务经济社会的力度。

  他和研究团队采集了3000多株羊肚菌菌株,进行多次优化,选育出10余株菌株,经过种植试验之后,这些选育出来的羊肚菌优良菌株亩产可达150—200公斤,收益可达1万到1.5万元。

  怒江州贡山县是深度贫困县,杨祝良团队在这里开展羊肚菌栽培技术培训,指导独龙族、怒族4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1170亩羊肚菌,实现了产业脱贫致富目标。

  迄今为止,他们在全国累计示范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杨祝良与真菌打交道已长达30余载,走遍了云南乃至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创立了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被人们敬称“蘑菇先生”。

  实际上,杨祝良从事菌类研究,还得从他第一份工作说起。

  难忘的求学路 

  1983年,杨祝良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从事植物学研究。

  当时,他到野外考察,看到雨林中到处是蘑菇,他问同行的人员这些蘑菇的名称,都说不知道。去问当地老百姓,同样也不知道。尽管真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但人们对真菌了解并不多。

  杨祝良决定将精力从植物学转移到真菌学,因此,他报考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真菌与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先生。

  毕业后,臧穆先生告诉他,你要想走得更远,就应该到国外去开拓眼界,学习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

  于是杨祝良提交了去德国留学的申请,虽然同时申请的有10余人,其中不乏优秀学子,他还是幸运地过关了。

  为了实现科研梦想,他前往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一年的时间强化学习德语和英语,并顺利通过语言考试,正式成为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名学生。

  当时,他把自己在国内研究的成果展示给导师看,导师看了之后,平静地说:“你可以做得更好。”后来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导师的话太谦虚了,在德国求学所学到的,对今后科研的帮助远不是“做得更好”而已。

 

杨祝良工作照 云南省总工会供图

  虽然他通过了德语考试,但到德国后发现,自己的口语水平仍然难以适应学习交流。

  为了提升他的口语水平,导师特意安排两名德国同学和他一间办公室,但一到休息时间,这两名德国同学就跑到别的办公室喝茶喝咖啡去了。

  语言、饮食各方面的文化差异,让他一时之间无法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学习环境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科研,在工作学习上赢得别人尊重,要么争口气,要么被冷处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一个周有6天半的时间在做科研,剩下半天时间购买生活用品。就这样,天天泡在实验室,一泡就是两年。

  第三年,导师开始邀请他到家里过圣诞节。

  他的德国同学告诉他:“导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平时从不邀请学生到他家里去。”

  在德国留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杨祝良在做鹅膏菌研究,一名荷兰专家和一名美国专家邀请他去荷兰做研究。

  杨祝良爽快地答应了,到荷兰后,3人邀约一起吃饭,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杨祝良提出“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伴随着细胞死亡,动植物是这样,真菌也是这样”的观点,两名专家不赞同,由此,3人之间发生了学术争吵,饭也没吃成。

  杨祝良回到德国后,导师问他:“你在荷兰‘玩’得开心吗?”

  他把经历告诉了导师,导师对他说:“你做一个实验让我来看。”

  在杨祝良做的实验中,导师肯定了他的观点。

  导师鼓励他,不能囿于一方小天地,做科学研究要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才能推动科研发展。

  在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时,学校会把毕业论文在校园内公示一个月,如果没有人质疑,学校才会通知答辩,否则进入不了答辩环节。

  杨祝良的论文交上去后,一个月的时间早就过去了,但他仍然未收到答辩通知。

  后来,导师突然通知他答辩,并告诉他原因。原来,导师是在等一名荷兰真菌研究专家的回复,在上世纪90年代,邮件尚未普及使用,通信大多得靠邮政信件,来往比较费时。

  导师收到荷兰真菌研究专家对他的论文给予肯定的答复后,才通知他进行答辩。

  答辩后,杨祝良的成绩单上,评语是德语,成绩却用拉丁文写出,拉丁文代表了博士答辩的最高成绩。

  永远的“中国心” 

  1997年底,杨祝良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没有任何科研经费,他一连写了几份科研经费申请书,由于经费审批需要一个过程,他就一边自费做研究一边等回音。

  就在这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图宾根大学的来信,打开信看到一半,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万分。

  原来,他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校长要亲自为他颁奖,这是学校给出的最高赞誉。

  杨祝良因科研任务繁忙抽不开身,刚好有同学在德国,学校也允许代领,就请同学帮了这个忙。

  直到今天,导师的影响仍伴随着他。

  现在,杨祝良已经培养了4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次杨祝良都会提醒他们,做研究就要敢于质疑。

  做出成绩后,邀请他参加会议的信函像雪花一样飞来,但杨祝良并不想成为“空中飞人”。

  他说:“科研靠的是实干精神,如果我每个会议都去参加,哪里还有精力搞研究?”

 

杨祝良工作照 云南省总工会供图

  在致力于科研的同时,杨祝良还关注了云南多种常见的有毒蘑菇,为了降低老百姓吃菌中毒风险,他通过电视、讲座等各种途径,普及毒蘑菇识别及中毒防治知识,并总结出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能吃”“黄罗伞和白罗伞不要吃”等安全吃菌黄金法则。

  2017年1月,他主动牵头编写和印刷了“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用于云南广大地区免费宣传。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西汉著名词赋家枚乘《七发》中的名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要弄清楚山川地理的情况、对草木名称及本性进行透彻研究。这8个字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训,杨祝良已经把这种科研精神融入到云南的山山水水中。

  (云南网 2020年7月8日)

  来源:http://society.yunnan.cn/system/2020/07/08/0307772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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