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蔡希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隆重举办蔡希陶学术思想研讨会，对蔡老寄以深切的怀念。同时，讨论和研究蔡老在植物资源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受益匪浅。

　　我是1958年5月跟随蔡老最早到西双版纳的十人之一。那时，我们乘两辆解放牌卡车，从昆明出发，走了五天，轮渡过澜沧江，到景洪，再向南，来到密林中的傣族村寨大勐龙小街曼康湾附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的建设。当年九月，冯耀宗先生带着吕春朝等加入建园的队伍。1956 年，蔡老带领中苏联合考察队到思茅（普洱）地区的普文，茂密的热带森林使考察队员欣喜若狂，即建议在普文建立热带植物园。1957年，蔡老深入西双版纳，寻找真正的热带雨林和更适于建设热带植物园的地区。在傣族翻译的陪同下，只身渡过澜沧江，来到封闭原始的大勐龙，提出了在大勐龙建设热带植物园的修改方案。蔡老在建设大勐龙植物园的同时，又从景洪向布满热带原始森林的东部地区探险，在勐腊县小勐仑发现了罗梭江上的葫芦岛，那里虽然交通不便，但自然条件更好，决定将植物园迁往葫芦岛。1960年初，开始了葫芦岛上热带植物园热火朝天的建设。我有幸能跟随蔡老开拓最早的热带植物园，1959年7月调回昆明植物所后，又陆续在蔡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1962年后，蔡老全身心投入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建设后，我调到研究所业务管理部门并兼任吴征镒所长的学术秘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学习和总结蔡老在植物资源学方面的贡献，怎样发扬蔡老的学术思想和他的实践经验。我深切地认识到蔡老是中国植物资源学的先驱，不仅在植物资源学的理论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而且不畏艰辛，勇于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植物资源学思想始终影响着云南的植物学研究，对我国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亦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植物学工作者的楷模，也是后辈学者学习的榜样。我认为蔡老的植物资源学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第一，植物资源的亲缘性。根据植物系统分类和化学成分相关性的原理，从近缘植物中寻找新的有用资源。也就是利用植物分类系统与次生代谢产物形成和积累的相关性规律，从近缘植物中筛选有用的资源植物。

　　第二，引种驯化的生态相似性。调查世界各地的有用植物资源，利用云南生态环境多样性的特点，选择生态相似的适宜地理环境和地区，引种栽培，为我所用。

　　第三，植物资源的可持续性。栽培是植物资源研究和开发的源头，植物园是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和开发研究的重要基地。任何资源植物只有通过引种驯化研究，进行规模化种植，形成足够的生物量，才有可能进行利用，也才能为持续利用提供保障。

　　第四，植物资源的社会性。根据国家的需求和人民的需求选择研究方向，有目的地开发利用植物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可以举出许多的事例说明蔡老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植物资源学理论的。

　　翻译出版瑞士德堪多（De Candolle）的名著《栽培植物起源》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并引种栽培烟草品种大金元，是蔡老从植物分类学家向植物资源学家的转变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的起点。早年，云南鸦片泛滥，蔡老与俞德浚先生引种美国烟草大金元，在云南大力推广，代替鸦片种植，使云烟发展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建国初年，百废待兴，面对国际封锁，橡胶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蔡老全身心投入橡胶宜林地的综合考察，足迹走遍云南热带地区，制定了橡胶种植规划，组织实施。1959年初，在蔡老、吴征镒、李庆奎、曲仲湘等老一辈科学家，以及苏联专家的指导与见证下，我在大勐龙热带植物园的后山上挖出了种植橡胶的第一个示范坑。从此，开启了云南的橡胶种植业。

　　蔡老成功地应用植物分类系统与植物化学成分的相关性，寻找有用的植物资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迫切需要樟脑（冰片），当时华南和华东产的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需采伐树干才能提取。蔡老发现云南特产的同属植物云南樟（Cinnamomum glanduliferum （Wall.）Nees）枝叶（1956年），国外发现印度蛇根木（Rauvolfia serpentina ）生物碱利血平可以作为降压药物。蔡老根据系统近缘植物有可能存在类似化学成分的理论，认为从分布在云南的同科同属植物中有可能发现利血平的资源。我们1958年5月到大勐龙后，尚未及建房立足，暂住在傣族老乡家里，蔡老就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到林子里寻找蛇根木的同属植物。我们在灌木丛里发现萝芙木（R.verticillata ），建设萝芙木苗圃，开始了萝芙木的种植试验。云南萝芙木经过筛选评价，开发出了利血平和降压灵等国产降压药。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血竭。血竭是重要的传统进口中药，长期以来从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等南洋进口的麒麟竭，是棕榈科植物麒麟竭（Daemonorops draco ）果实产生的树脂。蔡老经过考证，发现麒麟竭并不是真正的血竭，是明清时代航海事业发达后，从南洋进口的代用品。真正的血竭应是唐宋时代从西域丝绸之路传来的非洲血竭，其基源应是龙舌兰科植物龙血树（Dranaena draco ）树干产生的树脂。蔡老认为，从分布在云南的同科属植物里有可能找到血竭的资源。文革刚刚结束，蔡老以衰老多病之身，带队深入边远山区考察，寻找血竭的资源。终于发现剑叶龙血树（Dranaena cochinchinensis ）。剑叶龙血树树干产生的红色树脂与非洲血竭相似，可作为进口血竭的代用品，称为龙血竭。蔡老的研究澄清了中医药文献、民间、甚至药典对血竭认知的混乱，开发了国产血竭的新资源。后来，我的研究团队对龙血竭开展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分离到大量的多酚类成分，还从其基源植物剑叶龙血树及其近缘物种中分离到大量的甾体配糖体成分，阐明了龙血树形成多酚类成分的机理和龙血竭的活血化瘀作用，从化学物质和药效学的角度证实了蔡老的科学判断。我们制订了龙血竭的质量标准，对不同产地的龙血竭进行了系统比较，协助热带植物园开展龙血树的栽培研究。目前，剑叶龙血树已成为重要的药用资源，龙血竭逐步取代进口血竭，形成了国产龙血竭的产业。

　　应用引种驯化的生态相似性原理，从世界各地引种有用的经济植物，是蔡老对植物资源学的重要贡献。他根据云南山区生态多样化的特点，按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福利的需求，从世界各地筛选有用的植物，在云南适宜的地区开展引种驯化和栽培。蔡老认为，金沙江流域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是古地中海的南岸，与目前的地中海一带具有生态相似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引种原产地中海地区的香叶天竺葵（Pelargonium graveolens）在昆明附近试种后，推广到元谋、宾川等干热河谷地区，并协助建立昆明香料厂生产香叶油。由于蔡老不遗余力的努力，香叶天竺葵在云南安家，成为云南香料工业的龙头，推动了云南香料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至今，昆明植物所的老员工对五十年代在元宝山上种植香叶天竺葵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新。

　　六十年代，蔡老从地中海地区引种油橄榄（Olea europaea ）到元江红河流域种植，目前，云南丽江大具金沙江流域的油橄榄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油橄榄种植基地，结实累累的丽江大具油橄榄已开发多种系列产品，形成品牌。

　　六十年代初蔡老赴非洲考察期间，发现干热稀树草原的木本油料植物乳油木（牛油果）（Butyrospermum parkii）不仅是当地民间重要的食用油料，还有显著的经济价值，立即在生态环境类似的元江干热河谷地区设立引种工作站，引种栽培乳油木。如今，引种站早已撤销，蔡老引种的乳油木在林业站内仍然枝叶婆娑，果实累累。近年，乳油木作为高端化妆品的重要原料风靡全球，我国元江干热河谷种植乳油木成功，将为健康产品的开发提供新的资源。

　　我还认为，蔡老应该是最早将罗非鱼引入我国的人。上世纪六十年带初，蔡老访问越南，发现罗非鱼。回国时，带回一袋鱼苗。我受命到机场迎接，用吉普车立即将鱼苗运到西双版纳。虽然后来经过反复的引种和改良，但引进罗非鱼的头功应属蔡老，这也是引种驯化生态相似性理论思想的成功实践。至今，我每吃罗非鱼都会想到蔡老。

　　与引种国外经济植物相比，蔡老更加重视本土植物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蔡老早年曾关注云南著名中药三七（Panax notoginseng）。为了寻找野生三七，与冯国楣先生深入老君山和金平分水老林，发现了屏边三七（P. stipuleanatus H.T.Tsai et K.M.Feng），这是蔡老和冯老共同发表的新种。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吴征镒先生和周俊先生指导下，从文山老君山一线发现了姜状三七（P. zingiberensis C.Y.Wu et al.），也是一个新种。我们对云南产的人参属植物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和地理分布研究。仅从三七中就分离到70多个达玛烷型三萜配糖体，其中30多个为新化合物。研究了其中一些化合物的生理活性。同时，开展了三七的种质资源和栽培技术，以及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研究，为三七农业和三七工业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云南是茶的故乡，是大叶茶的原产地。蔡老十分关注茶叶的生产，把茶叶作为发展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在与冯耀宗先生共同开展橡胶林多层多种经营的研究中，将茶叶作为第二层乔木树种配置种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云南是我国种植茶叶面积最多的省，茶叶产量为全国第二，但云南的茶叶效益却落后于许多地区。农民守着茶山却十分贫困，许多茶园业已荒芜。从而产生了对云南茶叶进行科学评价，为云南茶叶产业开辟出路的念头。于是，首先对橡胶林内的生态茶进行了化学研究，比较生态茶茶叶的质量，进而开展普洱茶、红茶和古茶的化学成分研究和普洱茶后发酵的机理研究，开发了普洱茶后发酵的新工艺技术。在云南古茶树资源进行调查中 ，发现栽培大叶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的野生亲缘大理茶（C. taliensis），提出大理茶有可能是栽培大叶茶的野生基源的观点，为茶的起源找到了科学依据，为云南茶叶品质评价和茶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蔡老认为只有通过引种驯化研究，才能保证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他认为引种驯化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生物学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和生物技术的配合，不遗余力的长期坚持和努力。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设中，蔡老更重视热带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和栽培的研究与推广。不仅从国外引种国家建设和国防需要的战略物资，蕉麻（Musa textilis）、轻木（Ochroma pyramidale）、瓜尔豆（Cyamopsis tetragonoloba）等，还对本土的萝芙木、樟树（Cinnamomum spp.）、油瓜（Hodgsonia macrocarpa）、剑叶龙血树等野生资源植物进行驯化栽培。油瓜是蔡老发现的野生油料植物，特产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油瓜种植和驯化研究曾是当年热带植物园的重要研究项目。这一切如一粒粒珍珠，倾注着蔡老的心血，点缀在植物园的园林中，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照亮了蔡老开拓植物园，推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与造福社会的道路。

　　蔡老是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建设植物园的伟大开拓者。他认为植物园是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和研究的基地，只有通过开展引种驯化和栽培推广，才能使植物资源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才能让绿色植物为社会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特别是为落后的云南山区经济建设服务。从早期的昆明植物园，到创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丽江高山植物园，他对植物园的功能有明确的定位，并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植物园的建设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生气勃勃，为世界瞩目。相信一定会继承和发扬蔡老的思想，把植物园建设成我国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植物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重要基地。

　　不言而喻，蔡老对植物资源学的创立和发展取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理论与实践指导着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了解蔡老学术思想的形成，对于深入学习植物资源学，继承和发扬蔡老的思想与精神是十分必要的。我认为蔡老思想的源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

　　第一，他了解云南植物物种的多样性，热爱植物王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蔡老足迹遍布云南山山水水，采集植物标本十余万份。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他悉心观察植物，对有经济价值的蔷薇科、豆科等，以及山区农村的有用植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很快从爱好自然的文学青年转变为植物学家。

　　第二，他了解云南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熟悉云南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和丰富多样的植被类型。蔡老常常将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进行比较，注意云南季节性亚热带植被类型与地中海地区的相似性，以及干热河谷与非洲稀树草原的相似性。关注不同生态环境中生长有经济价值的资源植物，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第三，他了解云南山区的社会历史与经济状况，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蔡老三十年代和邱炳文先生一起穿过小凉山从宜宾进入云南，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风险。长期的野外考察，涉足云南60多个县，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极端贫困的山区与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群众的疾苦，为贫困山区的落后而心忧。记得在热带植物园建设的初期，他就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工人。大勐龙植物园有20多名傣族和爱伲族青年，小勐仑植物园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工人加入了建园的队伍，有的成长为骨干。

　　第四，他热爱祖国，心系民众。蔡老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寄予满腔的热情，对国家和民族的战略需求深切了解和关注，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倾注热情，自觉地承担起科学家的责任，为国家着想，为民族着想。这是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资源学思想的基础。

　　我认为，蔡老植物资源学思想的精髓应该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扎根云南，以山为志”。五六十年代在蔡老和吴老的领导下，昆明植物研究所提出的发展战略就是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改造落后山区，发展社会经济。蔡老集文学家的浪漫激情、艺术家的奇思妙想、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为一身。蔡老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